
1985年夏天,福建省的“晋江假药案”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。所谓晋江假药,是晋江县陈棣镇涵口村的几户农民专业户,把银耳与白糖掺在一起,制成了所谓的“感冒咳嗽冲剂”,对外出售。这件事被当地领导发现后,福建省委和省政府立即作出果断措施,销毁全部制成品,收回已售出的“药”,并处罚了这几个专业户。
本来此事已经了结,不料竟被人无限夸大,从中央到各地的报纸,纷纷报道“晋江假药案”。许多客户都提出退货,拒绝购买晋江的产品,一时间流言四起。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因为“监管不力”,不得不选择退休。

中纪委要求晋江地委严查假药案的信
1986年2月,68岁的项南在主持完最后一次福建省委常委会后,说出了那句让在场人员都感到意外的话:“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,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!”
项南的话并非绝情,而是他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纪律自觉。项南解释说,这是为了让新的省委领导能够大胆开展工作,自己决定不再过问福建省委的工作。这位在福建主政了5年的省委书记,就这样悄然离开了八闽大地。
项南卸任福建省委书记后,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,但这位“闲不住”的老人并没有选择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。1989年,项南出任全国扶贫基金会第一任会长,开始为我国的扶贫事业奔走。一位朋友对项南开玩笑说:“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!”

项南
基金会初创时,可谓举步维艰:没有钱,项南就拿出500元,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拿出300元,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工作;没有办公场所,就在项南或何载家中开会,基金会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这样轮流着开。后来项南在康克清的帮助下,总算在北京官园找到了一间租金低廉的办公室。
项南在扶贫工作中很注重创新,他听说新发现的小行星可以命名,便想出一个创意:只要华侨给基金会捐了款,就用捐款人的名字给星星命名。这个巧思让基金会在短短几年收到的捐助像滚雪球般增长。项南还劝说前来拜访的老乡、获国际发明奖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:“你即便是亿万富翁也算不了什么,若能将菌草技术用于老百姓脱贫,这才是你真正的生命价值。”
在项南生命最后的10年里,他经常抱着病体,深入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,调查研究,为扶贫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,给贫苦群众送去了许多温暖。项南经常说:“我们对贫苦老百姓欠账太多,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账了!”

项南(中)和乡亲们
项南晚年除了致力于扶贫事业,还十分关注新闻工作,他曾对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说:
希望你们新闻媒体克服报喜不报忧的片面性,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是并行不悖的,新闻媒体不能只报喜,不报忧,只讲成绩,不讲缺点。在宣传鼓舞我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,要敢于揭露我们消极和不健康的现象,这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。揭露这些消极腐败现象,其目的是要纠正它,制止它的滋生发展。如果只报喜不报忧,就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,而且会助长弄虚作假、阿谀逢迎的坏风气。
项南这段肺腑之言,说出了媒体长期存在的一个老毛病。这位新闻界的朋友后来将项南的谈话内容整理成了一篇题为《项南的呼吁》的短文,希望媒体界的朋友都来听听这位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忠告。但令人没想到的是,项南这次谈话,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。

项南和妻子
1997年11月10日,项南在北京马不停蹄地拜访海外侨商,探讨如何运用金融手段脱贫致富。这天晚上,项南不顾的一天劳累,又去中国大饭店会见福建侨领李尚大之子李川羽,就在他们为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脱贫致富长远之计兴致勃勃地交谈时,项南突发心脏病,不幸去世,享年68岁。
项南的追悼会那天,福建天降大雨,福建几千民众把厦门、漳州的飞机全包了,要赶到北京吊唁。北京的几百辆出租车也被福建人包下,他们准备开过长安街,向万寿路项南的住所驶去。后在福建省委有关人员的劝说下,那些准备赴京的民众放弃了赴京吊唁的计划。
项南的追悼会,以“三多”惊动京城:到场3000多人,收到400多个花圈和300多份海内外唁电。来送行的人员中,既有项南的朋友,也有曾经的对手。项南用生命最后的时光,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,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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