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，出生率明显上升。我们村原本有大约1200人，从1962年到1972年涨上策，在短短十年间，人口猛增到1500人，成了全公社的一个大村。
1965年，村里才开设了小学，最初是两个班在一个教室上课，而且连五年级都没有。到了1972年，村里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学生平均有40多人，五年级接近30人。
据老人们回忆，那时候怀孕的几率大大增加，出生率也随之攀升。为什么每家每户都会有六七个孩子，甚至更多呢？那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措施，大家虽然不想生，但一旦怀上了，也只能接受，生下来。这样出生的孩子，父母的心情大多是无奈的。从孩子的名字就能看出这一点，许多孩子没有正式名字，只是学名，只有上学时才起名字。大家平时都用小名（乳名），比如“狗旦”“小片儿”这样的名字，听上去都显得有些不受欢迎。
展开剩余71%那时，村里只有大队部有电，各家都没有电，原因是电费太贵，架设电线也得花不少钱。天一黑，大家就都钻进被窝睡觉。尤其是在冬天，天黑得早，夜晚漫长，所有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在春天来临时，大多数人都已经怀孕，甚至还有人临近生孩子时，依然忙碌在田里干活。
到了1970年左右，村里的卫生室开始有避孕药了。避孕药是红色大瓶子装的，每瓶可能有一千粒。很多40多岁的妇女，不再想生孩子，就偷偷去卫生室买避孕药。她们不敢直接说想买避孕药，怕被人笑话，通常会借口说自己或丈夫牙疼。卫生室的工作人员知道她们的意思，开玩笑地说：“避孕药能治牙疼吗？”然后妇女就会尴尬地笑笑，低着头拿药回家。
商店里也有避孕套自取箱，放在显眼的地方，可成年人几乎没人去拿，怕别人看见。即使人少的时候，也会感到不好意思。而孩子们却把避孕套当作玩具，吹起来在街上跑。有胆大的孩子，直接跑进商店抓起避孕套就跑，售货员也没办法，只能看着他们远远跑开。
虽然那时的日子不算幸福，但至少是无忧无虑的。大人们忙着工作，带孩子的除外。如果不出工，或者出工少，就会变成缺粮户涨上策，甚至几年都缓不过来。那时几乎没有攀比心，每家每户的情况差不多，穷富差距不大，大家穿着破衣服，鞋子露着脚趾头。过年时，大家几乎没有新衣服，只有新婚的媳妇才会穿上新衣。
路上几个人走在一起，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新媳妇，因为她的衣服是新的。哪个孩子穿得比较干净，大家就会说：“看看人家家，肯定吃商品粮。”那些家里能吃商品粮的人，通常人缘特别好，因为大家都羡慕他们。急需用钱的人，也常去向他们借钱。
那时，虽然大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吃饱的。只是粗粮比细粮多得多。孩子们的头发和脸蛋也能看出这一点，很多孩子的脸蛋很粗糙，甚至脖子上有黑色的皴痕，看起来像是戴着黑项圈。棉衣一般是从冬天穿到春天几乎不换的。破布条也舍不得丢，攒起来用来做鞋底。
直到1985年，情况才开始有了些改变。记得我1987年退伍回家，第一次去集市买了一捆卫生纸，结果被村里的妇女笑话。那时候的卫生纸是按斤卖的，灰色的，厚厚的，使用起来一点也不舒服。为了方便，还得用剪刀剪开才能用。妇女们笑我说：“你是个大男人，买卫生纸干什么？”我反问她们：“你们不需要吗？”她们说：“我们用也就那几天。”可见当时卫生纸还没有普及。
生完孩子后，孩子们都放到沙土里，这样方便又省事。沙土可以把孩子包裹得稳稳的，不容易掉到地上。而且，土裤子也能帮助拖住孩子。那时的家庭普遍情况是，大的带小的，十多岁的孩子也要下地割猪草。
这些只是普遍的家庭情况。极度贫困的家庭，我就不提了，毕竟那是少数。
当人们谈到“生活好了”，常常说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大家才吃饱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其实，真正富裕起来的，应该是2000年以后。那时候，人们开始能买车买房，日子才算是真正富裕了。面包车逐渐被淘汰，家庭轿车进入千家万户，才标志着富裕的开始。
虽然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，但更应该看到现在的幸福。只有国家强大了，人民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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